纪录片《天下徽商》，复原了徽商跌宕起伏的故事

源远流长的徽州文化；徽学里走出来的徽商：徽商的“徽骆驼”信仰，所谓士，当以济世为己任；“徽商”名片流传的背后，是对徽文化经世致用的最佳诠释

著名作家马伯庸在《显微镜下的大明》一书里，讲了一个发生在明朝嘉靖四十三年到崇祯元年（1564-1628）间“龙脉保卫战”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宋朝著名理学家朱熹的祖籍——徽州府下辖婺源县，争辩双方分别是书生和平民，争取对象则是坐落在婺源的大鄣山。

婺源当地学术氛围浓郁，每年科举都有不少婺源学子中榜，在当地读书人心中，全是大鄣山的神灵庇佑，才让婺源人科举高中、官运亨通，大鄣山因而被视为婺源“龙脉”。

但是从万历二十八年开始，连续两届考试，婺源县颗粒无收。大家四处找不到原因后，开始怀疑是龙脉出了问题。

实地探访得知，很多灰户（采制石灰的工匠）在山中开窑烧灰，的确破坏了龙脉。

于是一场互不让步的“龙脉保卫战”打响，前后六任婺源知县都没能完全处理好，“保龙”冲突甚至跨朝并贯穿了整个清代，各方势力你来我往，在书中精彩纷呈。

婺源县（建国后划分江西）境内山川挺拔，根脉分明，风水极佳。当时统辖婺源的徽州府则更加山清水秀，素有“八分半山一分水，半分农田和庄园”的理想居所之称。

地灵还需有人杰衬，方能相得益彰，美名流传。

由叶海鹰导演领衔出品的纪录片《天下徽商》，便是一部全景式反映徽商、徽州和徽州文化的精心成果。

制作团队历时三年，走遍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以及亚、欧、美三大洲五个国家，访问中外专家学者20余位，通过典型人物、重大事件、具体故事和细节，详述徽州商人的兴衰沉浮，为我们复原了数百年前真实的徽州故里，其中折射出的跌宕起伏，极具现代意义。

一、源远流长的徽州文化

安徽，得名源于“安庆府”和“徽州府”首字，据说春秋时期的仁慈君主“皖公”是“安徽之祖”，因而安徽被简称为“皖”。

作为中国史前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安徽拥有淮河文化、庐州文化、皖江文化、徽文化四大文化圈。

所谓徽文化，即徽州学，是指以徽州社会、经济、文化、思想、艺术、科技、工艺等为研究对象的、具有徽州特色的一种理念和学说的总和。徽学业已成为国内地域文化的三大显学(敦煌学、藏学、徽学)之一。

徽学文化名震天下，自然得益于深厚而绵延的文化底蕴。

徽州有三大学问家：朱熹（婺源）、戴震（休宁）、胡适（绩溪）。

提起朱熹，很多人都会想到他的理学成就。理学，被誉为中国古代最为精致、完备的哲学理论体系，发源于宋代，理学经由程颢、程颐两兄弟奠基，再由朱熹发扬光大。

理学认为万物皆有“理”，只要坚持“格物致知”便能获得终极智慧。

南宋末期至元后，历代封建王朝竭力推崇理学，并将朱熹的《四书集注》定为科举考试的依据。

程颢、程颐和朱熹的祖籍都在徽州府的新安篁墩，世人便将篁墩称为“程朱阙里”。

有了官方支持，程朱理学的声名便越传越响，道光年间编纂的《徽州府志》曾说：“凡六经传注，非经朱子论定者，父兄不以为教，子弟不以为学也。”

新安人更是将朱熹奉若神明。

朱熹父亲朱松曾在徽州府城南紫阳山老子祠读书，入福建后刻印章曰“紫阳书堂”，并以“紫阳”名其居，朱熹也受之影响，自称“新安朱熹”或“紫阳朱熹”。

读书的思想蔚然成风后，新安私塾、书院林立，和朱熹有渊源的紫阳书院，则被视为传播程朱理学之圣坛。

清代徽州籍状元曹振镛称：“自宋、元、明，迄今数百年，江以南士之私淑文公，能于学校自表见者，必推我新安”，新安也因此被称为“理学之邦”。

休宁县《茗洲吴氏家典》曾说“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

一代又一代的思想接力，为徽州注入了蓬勃朝气。“唯有读书高”的思想浸入，让徽州境内“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

清代江南巨商胡贯三之孙胡积堂，在今黄山西递留有故宅履福堂，在履福堂的正厅悬挂着这样一对楹联，“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

耳濡目染下的徽州学子，也终不负故里美名。

据统计，从唐武德五年（622）正式开科取士，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止科举的1300年间，有案可稽的有名有姓的状元为649位。

而从宋朝的嘉定十年到清朝的光绪六年，这660多年间，徽州休宁县一共出了19名文武状元，比例占全国之最，休宁县因而被业界誉为“中国第一状元县”。

如此重视读书致仕的徽州人，面对文章开头故事中，影响中举的“龙脉”被毁，群情如此激昂，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徽学里走出来的徽商

徽州府休宁县之所以能称“中国第一状元县”，不光有浓厚的文化熏陶，还因为休宁地形多山，土地较少，为了改善生活，当地人只能在入仕和外出经商择一而行。

因而徽州不仅人才辈出，也涌现出了很多有名的商人。

徽商们在外打拼，有所积蓄后，往往会感念故乡，回到徽州兴修土木，并资助寒窗苦读的学子。

就这样，经济和文化相辅相成，让徽州愈发欣欣向荣，也更加印证了《管子·牧民》里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在商业圈里，安徽商人被简称为“徽商”。徽商是中国古代三大商帮之一，驰骋商界三百多年。

早在明清时期，安徽商人就将贸易拓展到了东南亚、日本以及欧洲，留下“无徽不成商”的美名。

1.徽商的“徽骆驼”信仰

《绩溪牛与徽骆驼》一文中介绍，满清灭亡了南京的弘光政权，当逼近徽州府时，金声、江天一扼守绩溪丛山关奋勇抵抗，因寡不敌众被俘，金声告诫部下：“要做徽骆驼，不降异族”。徽骆驼之名由此不胫而走。

被誉为“沙漠之舟”的骆驼体型高大，善于忍耐饥渴，性情温顺且执着，人们常借助它在沙漠中负重远行。

台湾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中有过这种注解：“徽州不产骆驼，（徽骆驼）乃喻徽州人正义奋斗、宁死不屈之性格。”

后来，由于徽州人常外出经商，江南各处都有徽州商人的踪迹，很多当铺的头柜朝奉被称为徽老大。

在江南人的发音中，“老大”与“骆驼”同音，因而越来越多人将“徽骆驼”描述为徽州的商人。

徽商讲究商业道德，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久而久之，这种勤奋而吃苦耐劳的敬业精神，也被称为“徽骆驼”精神。

胡适曾多次借助“徽骆驼”形象勉励自己的绩溪同乡，晚年更是在给台湾出版的《绩溪县志》题词时，极富乡土情怀地写下了“努力做徽骆驼”几个大字。

徽州商人的“徽骆驼”精神由此开始扬声海内外。

2.贾而好儒的徽商风气

明代学者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江北则推山右。”

白居易曾在《琵琶行》中描述“商人重义轻别离”，但是徽商却将这一传统形象进行了颠覆。

由于古已有之的儒学浸染，很多徽商在经商之前，都熟读过经史。但“士而成功者十之一”，那些落榜的考生只有转而从商，才能维持一家人生计。

他们虽然每天和利益打交道，骨子里依然是一名儒生。借助内里的儒学修养，来自徽州的商人对外展示着自身“贾而好儒”的独特气质，也引领了一派“以义取利”的新风潮。

清代著名徽商江春，任职盐业总商长达40年，虽一直致力经商，却是有名的“老而归儒”、“雅好诗书”。他在客居地扬州建起“秋声馆”，与天下多位儒士名流相交，因其“一夜堆盐造白塔，徽菜接驾乾隆帝”的奇迹，成为了乾隆皇帝的文友，被誉为“布衣交天子”的“天下最牛的徽商”。

还有同样出身徽商的汪廷榜，在到达汉江后，为其波澜壮阔的气势所震撼，于是“归而读书，学文词”，最后中举人；以及出身盐商的程鱼门，经商有道，但始终心系读书，到四十岁终成进士……

清代大学者戴震因而评价徽商“虽为贾者，咸近士风。”

所谓士，需以坦诚待人。绩溪人胡雪岩在创办的药房“胡庆余堂”大厅里，悬挂着一块“戒欺”的匾额，上面是一段胡雪岩亲自起草，告诫店员的文字：

凡是贸易，均着不得一个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巧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致欺余以欺世人。

所谓士，当以济世为己任。在宣州和歙县之间有一座箬岭，它蜿蜒起伏，行路多有不便，却是徽州多县外出的必经之地。因为不忍乡人出门劳苦，徽商程国光花去多年积蓄，捐资雇工，铲峰填壑，还特意从浙江运来坚硬的巨石，用以架桥铺路。上下修路数百里，终于得偿所愿，家乡人无不感激他的付出。

凭着根深蒂固的儒学加持，徽商不仅提升了社会地位，还赢得了其他商帮无法比拟的身份认同。在成就辉煌事业之际，“徽商”作为一张名片，已经在社会广为流传称赞。

三、“徽商”名片流传的背后，是对徽文化经世致用的最佳诠释

童话大王郑渊洁，曾描述了一次特别的慈善拍卖会，一家公司董事长在主持人董卿的建议下，拍卖了自己随身的多年手表，最后又以更高价格将之买回，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郑渊洁感叹“为富不仁被为富更仁所取代，是民族的福气”。

在安徽西递胡积堂的“履福堂”上，还有这样一副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

读书和经商本是格格不入的对立价值观，徽商却能以务实的人生态度将两者完美融合，兼而有之。因而在明清时期纵横商界，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深远影响。

《恰同学少年》中，教育家、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校长孔昭绶在刚开学时，去宿舍看望同学们，曾说

何谓经世，致力于国家，致力于社会谓之经世。何谓致用？以我之所学，化我之所用谓之致用。

“徽商”名片的广为流传，实则是徽文化经世致用的最佳诠释。

清朝有一位经济学家王茂荫，祖籍徽州，早年未曾中举，便在家中茶庄学习经商，之后中进士，开始在仕途上展露头角。

为了应对清廷的财政危机，王茂荫先后上奏《条议钞法折》《再议钞法折》，建议发行纸币用来辅助银币流通，行钞应该以定数发行，“否则钞无定数，则出之不穷，似为大利，不知出愈多，值愈贱”。

同时，他建议钞币能够兑现，主张朝廷应”准许人民持钞捐官，或缴纳钱粮，或持钞到银号兑取现银，以坚民爱钞用钞之心”。

这等货币思想主张，早于西方的货币理论流入中国之前，能有如此超前认知，和王茂荫身兼商人和官员的经历密不可分。

身为儒商后裔的他，正是看清了商人和商业活动对于社会日益重要的影响，也感悟到了货币不同于以往的代表意义。

有鉴于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中便提及了此事，王茂荫作为《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在货币历史中的地位，也由此铭刻。

开文提到的《显微镜下的大明》一书，选取的多个故事都发生在徽州地带，作者马伯庸在写作时多方查找资料，书成后笑称徽州像是自己第二故乡。

在前言中马伯庸曾说“通过丰富的细节来考察某一个切片、某一个维度。这些都是具体而微的细节，但恰恰从这些“小”中，我们才能真切地见到“大”的意义。它就像是一台显微镜，通过检验一滴血、一个细胞的变化，来判断整个人体的健康程度。”

祖籍徽州的胡适曾说：“我将来如有工夫写自己的传记，要用很大的一章来写我那个时代徽州的社会背景。”

徽商和徽商精神，作为徽州文化浓墨重彩的一笔亮色，彰显了徽州商人兼济天下的表率作用，也象征了徽州人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价值传承。

《牡丹亭》作者汤显祖，曾留下“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的妙笔。

作为后世的我们，在领略当代徽州无与伦比的自然风光之余，也须铭记徽州商人“义利兼备，不忘初心”的人文品质，如此，当不负我辈使命，民族终将屹立于世界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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