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状特点：年轻化、数量剧增、礼金翻数倍，正月做寿何时休；正月做寿数量越来越多，参加寿宴跑断腿；礼金标准快速增加，负担大大增加
我的老家是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县的一个典型的北方农村，因为处于山海关以北的关外之地，且很多人也都是来自东北，所以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等基本和东北差不多。我记得大概是10多年前开始兴起给老年人做寿，就是根据老年人的年龄，选择在正月初几的对应日志给老年人做寿，如五十二岁（初二做，五十二也算老人？）、七十三岁（初三做）、八十四岁（初四做）、六十五岁（初五做）、六十六岁（初六做）、八十岁（初八做）、九十岁（初九做）、一百岁（初十做），整个初十以前，除了初一和初七，基本上不得闲，麻将都没有时间打了。北方农村做寿愈演愈烈，礼金在亲戚、朋友间来回流转，大多花在了吃喝和鞭炮玩乐上了，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村庄内耗严重，尽管人们多有不满，但是在熟人社会的情景下，这种人情礼往很难中断。下面我将以安子岭乡吉利峪村为例，详细剖析农村做寿的现状特点、驱动因素，并提出自己的建议。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1、现状特点：年轻化、数量剧增、礼金翻数倍，正月做寿何时休
1.1 正月做寿数量越来越多，参加寿宴跑断腿
回到老家这几年的明显感觉是正月做寿的越来越多，前些年每年也就能摊上几份，今年春节我家摊上了15份，以后只会越来越多。比如以前都是给父辈的长辈们做，现在不仅父辈的长辈们要做，父辈们自己也开始要做了，这画面我都不敢想象。有的时候初三至初六，一天我们家可能要摊上5份以上做寿宴的，有的比较远的，让人捎去钱，但是不能都不去，不能仅仅捎钱，不过去打个招呼，别人也会觉得你看不起他，要过去打个招呼，解释一下去那家不来这里的原因，我回家的时候，家里多了一个人，爸爸、妈妈、我各去一处，还是跑不开。同组的村民大多数都是这种情况，初二以后白天打麻将都凑不够人数了。
1.2 礼金标准快速增加，负担大大增加
以老家为例，从我有印象的我奶奶做65开始，到现在奶奶做80，我简单梳理了一下礼金的演变。这十多年时间，礼金数额翻了5-10倍，但是农民的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远远赶不上这个礼金的增速。不仅仅是礼金单价标准的变化，原来这一做寿多限制在直系儿女，如我奶奶开始做寿，主要是我的姑姑们为主。但是现在已经明显扩大，都开始像办喜事一样请村里的人随礼了。而且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做寿数量剧增，那么单单做寿这部分的支出就是礼金单价增长和数量增长的乘数效应，2019年，我老家的做寿这部分的支出近5000元，要知道村里很多户人家总的年收入也就2-3万元，还不包括其他婚丧嫁娶、乔迁、生病住院的探望等支出费用，大大增加了村民的人均负担，特别是农村中下层家庭的负担。
1.3 做寿资源不对称情况下，做寿年龄有向年轻化的方向演变
在给老人做寿情况下，老人越多，可获得的收入机会就越多，如一些年龄偏大的父辈亲戚，今年给他父亲做八十，明年给他母亲做八十，后年自己和妻子做六十五，而有些亲戚自身都比较年轻，且父母早逝，子女都已经成家，在这场做寿盛宴下自己始终是出钱的一方，而没有收钱的机会。这部分人都开始盼着自己早点老了，近两年父辈亲戚做五十二的大大增加，五十二岁正常还没有退休，怎么就算老人了，实在是无法理解，而这些做五十二的尤以那些家庭老人资源匮乏的人群为多，这都有些闹剧了，乡邻开玩笑：是不是后面又起个名头，给中年人做四十大寿呀？
1.4 做寿搅动下的人口逆流：部分农村人口选择去城市过节
现在许多年轻人在城市工作，春节回家主要是想休息一下同时回家看看父母，可是现在搞得正月的大部分时间都要去参加各种寿宴，而且开支越来越大，去了不仅仅要掏礼金，给其他亲戚、亲戚小孩子的红包等，也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我观察近两年有部分人选择将农村老家的父母接到城里过节。一些做寿活动，多捎一些钱来，或者部分比较远的就干脆不来了。
1.5 做寿活动下，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老年人福利待遇
原来在农村的老年人因为基本丧失了劳动力，而且多疾病缠身，多不受待见。如今有做寿预期情况下，这时候才真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多少还能够赚一些钱回来，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老年人福利待遇的改善，很多老年人第一次戴上生日帽、第一次吃蛋糕。看着老人的笑容，这是我觉得做寿最重要的好处，老年人的福利待遇有了一定程度改善。
1.6 内耗严重，部分农户可支配收入受影响比较大
虽然从个体而言，操办这样的做寿活动，是赚钱的，一般而言毛利润在80%左右。具体费用主要包括酒水饮料、食材购买及厨师聘请、烟花爆竹、桌椅租赁，部分还要请乐队演奏，部分在饭店宴请的支出则更高，平均而言每场活动的花费也在3000-4000元左右，部分可能达到5000元，甚至8000元以上。以吉利峪村700多户算，每年正月有50场做寿活动，也要20万元左右的消耗。而要计算支出的话，按照户均每年摊上5份（中间值），每次礼金支出平均200元，户均的礼金支出也超1000元，但是从现在来看，实际的户均支出远超这个数。
?1.7 亲情维护成本剧增，断亲现象有所增加
原来亲情的维系，特别是稍微疏远一些的亲戚，可能只是靠一盒匣果两瓶酒，不过几十块钱，而且也不需要每年都要走动，在农村做寿的情况下，可能每年都要摊上一两百块钱，亲情维护的成本巨大。我老家原来登记的亲戚应该在100份左右，近些年减少了30份以上，这对双方都是一种解脱，我觉得挺好，这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2、驱动因素：贫富分化下先富分子、老龄化愈加严重、农村人情联络网络流通介质的金钱化
2.1 老龄化加剧，适宜做寿人口越来越多
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下，农村更不能幸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7年的老年抚养比已经接近16%，就是100个劳动力就要抚养16个老人，这一数字还在持续增加。80后的父辈都已经老了（我的父母都55岁了，已经够了做五十二了，我父母没有做，不够丢人的，五十二现在还算老人吗？），联合国人口预测显示，从现在起到203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每年将增加1000万。到2030年中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将到达3.58亿，占人口总数的25%左右。适宜做寿的老年人口越来越多，这是中国老龄化的大趋势所决定的。
?2.2贫富分化下先富分子带动，同级亲戚骑虎难下礼金水涨船高
中国的贫富分化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7年基尼系数为0.4670（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基尼系数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甚至有部分专家预测在0.6以上，西南财大预测为0.61到0.62。当然中国基尼系数总体偏高是由于城乡和东西区域性的不平衡导致的，但是仅仅看农村人口，把目标锁定在一个地区，这种贫富的差距也是比较大的。农村地区的一些人通过早年外出打工创业、自己土地和林地探测出铁矿及金矿等资源、开矿承包工程，甚至部分有涉黑行为，胆子大赚钱多，这些人快速积累起个人财富。农村熟人社会，这些先富分子总是会在这些情境下凸显自己的阶层地位（农村中的阶层分化），是礼金标准提高的催化因素，这些相对的农村上层分子提高礼金，那些靠外出打工致富、承包土地经营水果等多赚了些钱的中层分子，为了不丢面子，维护熟人社会下的亲戚圈层关系，跟随这些先富分子，我老家父母经常是去参加做寿，预计礼金是200元，结果由于其他亲戚圈层提价，最后掏了300元，很多时候都是大家排队交彩礼上账的时候，一些人临时起变化导致的。我问我爸，那我们能不能不随吗？我爸说：“咱能丢那面，看谁随不起了？”面子人情，推着礼金不断走高！
2.3农村人情联络通道变窄和流通介质的金钱化
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农村人情联络介质的金钱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还记得小时候，过年走亲访友都是1盒糕点（我们叫匣果）两瓶酒，我老家每年都要受到很多，吃都吃不了，最后放的蛋糕都硬了，最后很多都喂猪了。现在基本上都是100元，有些有钱的会给个200至500元，很少有人再拿东西了。因此一般的家庭，亲戚网络都维持在两代人的范围之内，因为过大的亲戚网络需要极大的人情成本。最关键的是人情联络通道的变窄，原来还有各种换工帮忙，现在很少见了，都是雇工了，年节的亲戚走动也不像原来那样平常了，因为现在都是给钱，而且给的还不能太少，随着做寿活动越来越多，许多人将常规的人情走动都集结在这做寿活动上，使得农村做寿活动包含了延续亲戚关系的重要纽带作用。我曾经建议父辈，能否从自家做起，不办做寿，或至少不扩大，如我奶奶做寿，仅限奶奶的儿女也就是我的姑姑叔叔参加，没想到得到他们一致的否定，意思是你不办可以，如果别人要是给老人做寿，你不去的话，亲戚就断了，以后就不可能走动了。所以尽管熟人社会下大家多有抱怨，却无法停下这场做寿活动。
2.4 给老人做寿是一笔好生意
最关键的因素让人停不下来做寿的是做寿活动是一笔好生意，前面说过这笔生意的毛收益高达80%以上，部分精明的户主可以做到90%以上。这也是很多人要积极给老人做寿的原因，甚至是有些人不顾脸面，五十二岁就让儿女给自己做寿的原因（五十二岁做寿被很多同村的人看不起，尽管大家不说）。独生儿子的还好说，几个儿子的大家一起给做，事后几个儿子分钱，还有因分钱不均而大闹的事情。有人开玩笑说，这玩意是不是比贩毒还赚钱？
3、如何破解：政策及村规指导、先进分子的觉醒及行动、丰富农村人情网络的沟通渠道
3.1政策引导形成科学合理的节庆活动，创造良好的外部政策舆论环境
想要停驶这两做寿活动列车，政策的外力引导创造良好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还不够。如老家所在县——青龙满族自治县出台《关于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活动实施方案（试行）》，从干部做起改变大操大办的婚丧陋习，倡导礼金不超过100元。该实施方案提倡结婚庆典、庆生祝寿等不向没有亲属关系的人员发请帖，有自愿祝贺随礼的，礼金标准不超过100元，不参加宴请。但是宣讲和实施效果还不到位，还应鼓励各乡镇、村以威望分子为主体，推动建立村规民约，建立监督机制和奖惩机制，创造由外到内的政策环境和执行保障措施。
3.2 促进村干部、熟人社会威望分子自律，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引导科学做寿
有了各种规定，也要有一小部分人勇敢的出来践行。村干部、熟人社会威望分子跳出来引导大家，如村干部和有威望的人不办做寿活动，或者大幅下调礼金标准，一般不超过100元，除了做寿老人的子女可以适当多一些。明确来往的标准，明确以后去对方那里也是100元，意思就是亲戚还要走下去，但是我们都可以不要走的那么累，礼金标准是人定的，不能单凭礼金多少来评判亲戚的远近。有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这股风气就会在一定上刹住。要知道我们隔壁县，我大姑和三姑所在的乡镇是没有这些所谓的做寿活动，而且有也是送一些粉条和猪肉，大姑家和三姑家所在的村在山海关以南的关里，相对比较富裕。我发现这种做寿的现象越是在一些穷地方越热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3.3 丰富和完善农村人情网络的沟通渠道
我们也应该看到，在随着人们活动地域范围越来越广，同学、同乡、同事等更多关系的加入，且具有比亲情关系更高的沟通渠道和频次，传统亲情关系受到严重挑战。停办这种给老人做寿活动的可能性不大，大幅降低礼金标准，保持这个传统的亲情沟通渠道的畅通，对于维系农村社会的稳定仍具有重要意义。那么就需要增加一些其他途径来完善和平衡亲戚关系，利用互联网工具，构建新的族群关系，多多增加在日常的相互沟通和帮助。同时政策上要通过普惠金融等手段，减轻这种亲情信贷在亲情维护上对于村民的压力。还可以学习许多地区类似的“时间银行”、“道德银行”的例子，使用换工服务的方式，将亲戚、同乡等同置于新的熟人社会的沟通规则下，丰富农村熟人社会的交互通道，丰富人情社会关系的层级，加深相互之间的沟通和互助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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