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偶获一本史料《档案中所见的晚清上海书业》，作者为冯绍霆，史料中对这段历史记载详细，读来有些意思，特摘录以下（略有编辑）
晚清上海书业什么样？
居然也是教科书卖的最好。
想想也不奇怪，毕竟教科书那可是刚需。古代民营书坊的发展壮大就是一直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和变化。晚清之际，革故鼎新，科举制度取消，但兴起了新式学堂，有敏锐的出版商抓住这一商机率先转型，而后商业上获利颇丰，而有些出版机构固守原有的出版思路，就不免要处处落后。
最近，偶获一本史料《档案中所见的晚清上海书业》，作者为冯绍霆，史料中对这段历史记载详细，读来有些意思，特摘录以下（略有编辑）：
二十世纪初，是上海书业的大发展时期。据统计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上海书业企业的数目，包括从事印刷或装订的在内，总数达一百十九家。
上海书业的规模之所以会如此扩大，因素很多，但可以肯定，“庚子以后科举停止，举办学校，行新学识”。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科举停办以后，各地新式学校大量涌现，社会上对各类教科书的需求非常迫切。商务印书馆抓住这个势头，全力编辑出版中小学教科书，至辛亥革命前编成数百种之多。此举使它压倒许多老牌数据，一跃而成为上海，乃至全国数一数二的大书店。
以各家缴纳月捐数量（当时书业同业每月发起的公开募集捐款活动，用于社会活动）作为间接衡量它们营业状况的标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书业同业的月捐清册载明，商务发行所、商务印刷所、点石斋发行所、点石斋印刷所及宝善斋的月捐数量在同业中最多，达八十元。需要说明的是，宝善斋系南洋官书局所附设，它们也是出版发行教科书之大户。
ps:翻阅相关史料，当时80元相当于一家五口一年的生活费，不知此说法是否可靠。
新学书籍也十分畅销。介绍西方社会历史、科学技术的书籍，一些洋务派、改良派人士的著作，各家大都竞相出版发行。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到1906年时，已经至少有八种版本；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也有七种本子；梁启超所编著的东西也很受欢迎，他的《饮冰室文集》，育文书局和支那新书局各出一种本子。他编的《新民丛报》，藻文书局出了壬寅年癸卯年（1902-1903年）汇编本。
ps:冯桂芬是江苏吴县人，也就是今天的苏州人，果然吴门多才俊。此本《校邠庐抗议》写作于鸦片战争后，是当时的著名的改良派书籍。光绪帝颇为赞赏该书，曾给戊戌变法中的改良派官员一人一本，李鸿章也曾为此书作序。
《盛世危言》据称是中国近代史上版本最多的书籍，写作于甲午战争前，同样亦是著名改良派书籍。光绪帝曾令印刻2000部分发给各臣工翻阅，旋即各出版商就开始刊刻翻印。
风尚如此，一些原以刊刻古书为主的书坊也改弦更张。例如著易堂，它在《书底挂号》中登记的书籍中，几乎有一半是新学
广百宋斋登记的书底中无一本新学书籍，它当时的月捐仅二元，为同业中的最末等；醉六堂出的书中诸如《应试八种》、《经义大全》等等占了大部分，它的月捐也仅仅六元。而在昔日，它们都曾是鼎鼎大名的书坊，曾几何时，已濒被淘汰的边缘。
一些碎碎念：
出版机构遭遇的经营困境古今皆同啊，图书出版之所以会有选择上的困惑，就是因为书籍和其他产品不一样。其他产品只需迎合市场即可，追求利润最大化，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最大化。而书籍出版则不同，它还构成了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态和延续。
有些图书一时火热但在历史长河的洗涤下，几乎不留下任何痕迹，有些图书虽然当时少有问津，鲜有市场，但却在不断的流转中成为文化中的中坚构成。所以上面仅以经营指标考核各出版机构，看看就好，毕竟仅以经营作为考量出版机构的指标不免过于单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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